克利晚期作品《甘苦岛》是他最大的一幅画,画家以此表达了刚刚战胜病魔后对人生的感悟。人生有如甘苦之岛,保持生之平衡,在人生的馈赠中拿取同等程度的甘苦。保罗·克利(PaulKlee,-)对疾病与死亡的描述是克利艺术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之一,经历了病痛的折磨之后,他的作品不仅在主题上呈现出关于人生悲喜剧的深度思考,在形式上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作品的象征性加强了,构图也更加自由,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正像格罗曼所说,克利生命的最后三年半时间构成了一个单独的时期。克利一生中对于戏剧的热爱在前文多有提及,而在晚年,克利更倾向于阅读与欣赏悲剧,这同他所经历的时代浪潮有关,也是他受到的病痛之苦的体现。保罗·克利《病中女孩》保罗·克利《花女》在这些画作中,克利不纯粹是对悲剧人物进行描绘,而是从根本上去思考人生的有限性与命运问题。自被驱逐出德国以来,克利的作品多多少少展现了悲剧的色彩,如《悲伤》《毁坏的村落》《破碎的钥匙》等。随着其患上不治之症,克利关于航行的画作越来越多,如《船上的病人》《黑暗旅行》等,这些关于渡船、旅行的题材就像描绘生命的历程中那种种的不安。保罗·克利《破碎的钥匙》保罗·克利《黑暗旅行》在传统意义上,悲剧割裂了世界。与变动不居的现实命运相比,人们总是被引导去相信还有一个充满着和谐的永恒世界,例如柏拉图的理念世界、基督教的天国等。悲剧中的一面是静止、一面是运动,两者此起彼伏的斗争造就了悲剧。但是,克利并不赞同这种普遍意义上的悲剧,从他对浮士德的反对就可以看出:浮士德的悲剧根源于其内在的冲动与外在的限制,他原本只在书斋里享受着世界的宁静,这同他内心深处的冲动形成对比。魔鬼引诱浮士德时,许诺他可以经历世界上一切的感性体验,这就是浮士德最终酿成悲剧的原因。与浮士德追求永恒的享乐而不得的悲剧相比,克利选择同一切静止的事物保持距离,克利从“箭头”中就已经看到,人这种不时产生的希望与其自身局限性之间的对比是所有人类悲剧之所在。保罗·克利《船首的英雄式划桨》保罗·克利《计划》克利对悲剧的体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他的构图和形式,其最后时期的作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嵌在明亮的树胶水彩上的象征符号,第二类是像条带一样大且厚重的黑色象征符号,第三类是色彩明亮、光环状的象征符号。不同种类的象征符号所传达的气氛也同题材指向一致,如《恐怖的信号》()的总体基调就十分忧郁,此时克利不知是否感受到了自己的第二故乡德国土地上那残酷的杀戮和扭曲的社会状态。保罗·克利《恐怖的信号》()克利对喜剧的热爱在其晚期的艺术和生活中慢慢变淡了,但是他一生中对喜剧精神的深入体会却是形成其各个阶段艺术形式的主要条件。他的喜剧观念同人类的身体所展示出的形式变化相联,展现了面貌及肢体语言带来的变形效果。这在绘画中显示出一种漫画式的幽默感。正如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所举的将国王的头像简化并变形为梨的步骤,从国王的肖像到水果的形象只需要形式的等效性,“它给一个相貌提出了一种视觉解释,使我们永远也不能忘怀,而漫画的受害者也像一个人中了魔法一样,看起来永远带着那种模样”。保罗·克利《一个无足轻重却自命不凡的家伙》()这种变形带来的幽默感与讽刺力量总是从克利的作品中不经意地流露出来,如《一个无足轻重却自命不凡的家伙》()中,人物的性格从线条结构(紧闭的双眼、零落的头发、狭长的面部)中展示出来;《最后一个唯利是图者》()中扑克牌似的形象展现了一个狡诈的人物,他翘起的胡子、微笑的嘴唇与不自觉伸出的手都展现了其品格。施马伦巴赫感叹道,克利将所有艺术的严肃转成自由的表演,为了对抗这种严肃,他不惜受他的无休止的幽默所主宰。保罗·克利《独翅英雄》克利在早年的绘画作品中多次刻画了他所谓的悲喜剧人物,例如前文提到的《独翅英雄》。这一追求自由精神的形象因为自身能力的限制而导致了悲剧,但其形象的细微之处可见幽默因素(僵硬的姿势与表情,脚上长出的植物)。克利在日记中写道,一个悲喜剧的英雄,也许是一位古代的堂吉诃德。保罗·克利《老凤凰》为了避免悲剧带来的对世界的虚无主义,同喜剧带来的过度娱乐化,我们应当住在中间世界,并且取得人生的平衡。克利的这种观点在晚期作品《甘苦岛》中显现出来。保罗·克利《甘苦岛》《甘苦岛》是克利最大的一幅画(88×cm),它是将报纸平铺在麻布上作为底子画上油彩而成,报纸被吸收进织物中,从画作表面可见其纹理,作品主题是克利拼贴而成的短语“InsulaDulcamara”:甘(dulcis)与苦(amarus)被合并成为一个中间词汇——甘苦。同时,这个词还让人联想到当时欧洲的一种致命植物“Solanumdulcamara”,即小颠茄,这是含有神经性毒素的一种常见植物,看上去甜美,但过度食取便会致命。这幅画的色调充满了欢乐的气氛,代表生机的*绿色和玫瑰粉铺满了整个画面,鲜红点缀其中,黑色的海岸线衬着航行的轮船,沉没的落日是黑色的半圆、升起的透明半圆是初升的太阳。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