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熄灯号丨记忆中的赤脚医生人民武警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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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童年的时候,记得歌唱家郭兰英曾唱过一首歌:“赤脚医生向阳花,贫下中农人人夸;一根银针治百病,一颗红心暖千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经常有一种人背着印着红色“十”字的药箱,骑着自行车走屯串户,他们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赤脚医生。“赤脚医生”,顾名思义,就是一边干农活儿一边行医,谁家有个头疼脑热,跑肚拉稀他们都会第一时间赶到。

我们村里的赤脚医生名字叫“小十八”,记得小时候每次哭闹,不听话,耍驴,父母总会吓唬我们说:小十八来了,于是哭闹声就很快就会停止。因为小十八打针特别疼,村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领教过他的“技术”,因为怕打针,怕疼。疼痛是我们小时候刻骨铭心最不能理解的一种生命体验。

小十八个子很小,人长得单薄,眼睛大的出奇,一台没有了后瓦盖永久牌自行车是他走村窜户唯一的交通工具。大队里的赤脚医生,因没受过系统的学习,医学,病理等知识是比较低的,大病、重病治不了,复杂的病更不用说了。小十八没有什么高明的医术,医院里的医生治不了的病,他反而治得了。在社员的眼里,十八就是“神医”。偶尔也打脸。也曾出过很多险事和笑话,甚至医疗事故。记得那是冬季里的一天,父母起早去二十里地外的舅舅家随礼,把我和哥哥留在家里,出门前母亲交待我们看好家,早上做饭把一天的都带出来了,中午热一下就行。到了中午饭点,一看母亲留的饭菜有点素,我就和哥哥商量割点外面大缸里的冻猪肉,炖了吃,我从外屋地的锅台边拿起菜刀就去切肉,由于没有切冻肉的经验,一刀下去,冻肉没割下来,却把我的左手食指切的鲜血直流,当时我哥也吓坏了,从屋里找出一大块棉花把我的伤口包住,骑上自行车带着我就往小十八家赶去。小十八家距离我家也就三里多地,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小十八为我做了外伤处理,缝了三针。还按照常理给我注射了破伤风,不到十分钟我突然感到烦躁、呼吸困难、出冷汗。十八也慌了神有点不知所措,在慌乱中很快稳定了情绪,判断是血清过敏,根据以往微薄的经验为我注射肾上腺素后算是把我抢救过来了。这事过了多少年之后我仍旧心有余悸。现在如果有外伤需要打破伤风是必须要做试敏的,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当然后来家里人也没怪小十八,更没追究小十八的责任。在那个医学技术匮乏的年代,也没人当回事。

那年代的农村,普遍现象是小病拖,大病扛,重病就得见阎王。”“救护车一响,耕牛肥猪白养。”这是以前一句句流传在农村的顺口溜,当然这也反映出当时经济困难的农民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揪心与无奈。更有甚者的巫医神汉,跳大神看病的现象屡屡发生,封建迷信延误了病情,坑害了百姓。

我们屯里有个叫冯大仙的五保户,老两口无儿无女,平时有个大事小情基本都是屯里社员帮助解决。有一年夏天的半夜,冯大仙起夜去厕所,摔了一跤,这一跤摔得不轻,加上岁数大,在炕上躺了半个月也没见好,屯子里的“明白人”认为冯大仙是晚上起夜被鬼魂附体了,得找大神给驱一驱,大神在冯大仙家祭坛施法,焚香烧纸好一顿折腾,病情未见好转,反而加重,神志不清气若游丝,左邻右舍这时纷纷出主意,有的说赶紧把寿衣穿上准备后事吧,还有的说不如请小十八给看看,冯大仙老伴还算明智,决定让人找小十八给看病。小十八来了之后又是针灸又是挂吊瓶,经过几日的“治疗”冯大仙日渐康复,还真就好了,不几日就能下地了,自从冯大仙的“重病”痊愈后,小十八在我们屯里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大队当赤脚医生很辛苦,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家里的责任田照种,赤脚医生那点微薄收入根本上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由于贫穷落后,医疗设备十分简陋。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就少得可怜。治疗疾病的所谓西药,仅有镇痛片、安乃近、颠茄片、安痛定针剂、庆大霉素等为数不多的西药。即使医术不高,设备简陋,药品有限,也没阻挡小十八为社员服务的热情,无论寒冬酷暑,白天黑夜,无论田间地头,春种秋收,都有小十八的为社员诊治的身影。

在我参军后,听母亲说现在的小十八通过自学考取了国家执业医师证,自己开办了私人诊所,十八的“交通工具”也由永久牌自行车变成了幸福牌摩托车,最后变成了现在的小轿车。

无论怎么说,在那个贫穷落后的年代,赤脚医生为广大农村社员作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如今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教育的发展,现在,农村医院,交通便利,送医也方便了,医生都规范化了,赤脚医生,逐渐在人们记忆里模糊了甚至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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